一、引言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《日本灵异记》成书于平安初期，作者为奈良药师寺的僧人景戒。该书在编撰的过程中，从汉译佛典、佛教类书、志怪小说、神仙道教典籍、儒学经典等中国文学中汲取了大量文学素材。作者虽然是僧人，要创作宣佛的作品，但他却认为除了作为佛典的内典之外，道教和儒学典籍这样的外典中也同样蕴含着宣扬佛教教义的因素，应该积极吸收和利用。关于这一点，景戒在序文中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：“夫善恶因果者，著于内经；吉凶得失，载诸外典。”[1]261然而，佛教教理与道教、儒学思想毕竟是异质文化要素，如何将非佛内容与佛教思想相融合，甚至改造成佛教思想是作者创作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。已有研究大多对作品的佛教价值进行研究，而对非佛性质的研究较为薄弱。故此，本文以其中的儒学典故“丁兰木母”为考察对象，揭示《日本灵异记》中儒佛思想融合的过程，进而为认识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。二、丁兰木母——从儒学到佛教“丁兰木母”这一儒学典故在《日本灵异记》中出现两次。上卷17《遭兵灾信敬菩萨像得现报缘》所引“丁兰木母”的典故：丁兰木母，犹现生相，何况是菩萨而不应乎?[1]214-215该故事讲述的是越智直为了解救百济国，被派遣参加对唐作战，结果为唐军所俘虏。后来与同被俘虏的八人得到了一尊观音像，虔诚礼拜，最终得以逃脱。回到日本后，继续供奉此观音像。从故事类型来说，该故事属于“佛像灵异类”，即念佛脱难。观世音名字的由来有一种说法，即，正言观世间音声而得度之也。[2]《法华经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云：佛告无尽意菩萨：“善男子！若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。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，设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由是菩萨威神力故。若为大水所漂，称其名号即得浅处。若有百千万亿众生，为求金、银、琉璃……等宝入于大海，假使黑风吹其船舫，飘堕罗刹鬼国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。以是因缘，名观世音。若复有人临当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。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、罗刹欲来恼人，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，况复加害？设复有人，若有罪、若无罪，杻械枷锁检系其身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皆悉坏即得解脱。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，有一商主将诸商人，赍持重宝经过险路，其中一人作是唱言：‘诸善男子，勿得恐怖！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是以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，汝等若称名者，于此怨贼当得解脱。’”[3] 从《法华经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可以看出，念观音号可脱七种难，即“水”、“火”、“罗刹”、“刀杖”、“恶鬼”、“枷锁”、“怨贼”。这里虽然没有出现“枷锁”字样，但是毕竟是被俘囚禁，是广义的“枷锁”之难。由于越智直等口念观音菩萨号，等到观音的暗中救助。此类故事在中国文学，尤其以傅亮的《光世音应验记》、张演的《续光世音应验记》、陆臬的《系观世音应验记》等“辅释教之书”中多有记载，该故事或出此系统，本文不做考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个宣扬观音感应的佛教故事文末却引用了“丁兰木母”的故事，称“丁兰木母，犹现生相。僧感画女，尚应哀形，何况是菩萨而不应乎”。丁兰木母的故事不同版本内容虽然不尽相同，但共同之处是故事原始形态与佛教意义没有任何关系，此处引喻岳衡主编的《孝经·二十四孝图》：〔汉〕丁兰幼丧父母，未得奉养，长而念劬劳之恩，刻木为像，事之如生。其妻久而不敬，以针戏刺其指，血出，木像见兰，眼中垂泪。因询得其情，即将妻弃之。刻木为父母，形容在日身。寄言诸子女，及早孝双亲。[4]故事中，丁兰刻的是父母双亲的木像，并宣传的是儒家的“孝养”的主旨。这样一个儒家故事在佛教文学语境中，却发生了很大变异。《法苑珠林》第四十九卷《忠孝篇》“丁兰”条：丁兰，河内野王人也，年十五丧母，刻木作母事之，供养如生。兰妻夜火灼母面，母面发疮。经二日，妻头发自落。如刀锯截，然后谢过。兰移母大道，使妻从服三年拜伏。一夜忽如风雨，而母自还。邻人所假借，母颜和则即与，不和则不与。郑缉之孝子传曰：“兰妻误烧母面，即梦见母痛。人有求索，许不，先白母。邻人曰：‘枯木何知’，遂用刀斫木母，流血。兰还悲号，造服行丧。廷尉以木减死，宣帝嘉之，拜太中大夫者也。”[5]1487—1488《法苑珠林》中引用的是丁兰刻木作母之事，不过其中情节有较大变更。灼烧婆婆的兰妻头发自落这一行为是佛教现报观念的情节演绎，而以“供养如生”这样的佛教用语，直接将儒家中孝子的故事和忠孝观念引向了佛教系统，使故事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三《兴福篇》“述意部”又载：丁兰温清竭诚，木母以之变色。鲁阳回戈而日转，杞妇下泪而城崩。斯皆隐恻入其性情，故使征祥照乎耳目。是知道藉人弘，神由物感，岂曰虚哉！是以祭神如神在，则神道交矣；敬像如敬佛，则法身应矣。[5]1034“述意部”论述的是造佛像的历史，以及“敬像如敬佛，则法身应矣”的礼像得感应的道理。其中同样引用了丁兰木母的故事，因为丁兰所刻母亲木像，与信众造佛像有相似之处，加之木像有感应与礼佛有感应也很类似，故此，借用了这一典故，来宣传造像之事。由《法苑珠林》中的两次引用的丁兰木母的典故可以看出，由于该典故中的某些情节或因子可以与佛教的教义相比附，因此被引入到这部佛教类书中来，完成了该典故在中国语境中佛教化过程。不过，《日本灵异记》并非取自《法苑珠林》，而是《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》。《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》为唐代慧沼所撰，该书载：初明动像二明出声也。问。何故动而出声耶。答此有三义故动而出声也。一者行人心诚。二愿强盛故。三菩萨愿重故也。人世不无是事也。如丁兰木母犹现生相僧感画女尚应哀形。何况是菩萨而不应耶。经曰。佛从天下木像起坐。佛先令坐后异处住故。佛言。若人礼佛像得福如真佛也。[6]从画线部分的句子来看，与《日本灵异记》中的“丁兰木母，犹现生相，僧感画女，尚应哀形，何况是菩萨而不应乎”基本一致，因此日本学者认定出自《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》笔者十分赞同。若进一步详细考察，《日本灵异记》中越智直等八人“偿得观音菩萨像，信敬尊重”、“各立誓愿，念彼观音”的行为，与《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》的“一者行人心诚，二愿强盛故”也是一一对应的。可见，景戒不仅沿用了《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》的某些句子，同时还按照其某些主张，进行情节化的改造。又借用“丁兰木母”来佐证应验不虚的佛理。因此景戒将丁兰故事概括为“丁兰木母”，用此典故来证明观音菩萨应验的真实性，这才是他引用此典故的最终目的。《日本灵异记》引用丁兰木母典故的还有中卷39《药师佛木像流水埋沙示灵表缘》：骏河国与远江国之堺，有河。名曰“大井河”。其河上，有鹈田里，是远江国榛原郡部内也。奈良宫治天下大下大炊天皇御世，天平宝字二年戊戌春三月，彼鹈田里，河边沙之中，有音而曰：“取我矣！取我矣！”于时有僧，经国而行过彼，当时“取我”之曰音犹不止。僧呼求之，邂逅得闻沙底有音，思埋死人之苏还也。掘见有药师佛木像，高六尺五寸，左右耳缺。敬礼哭言：“我之师哉，何有过失，遇是水难。有缘偶值，愿我修理。”引率知识，劝请佛师，令造佛耳，鹈田里造堂，居尊像，以之供养。今号曰“鹈田堂”矣。是佛像，有验放光，所愿能与，故道俗归敬。传闻，优填檀像，起致礼敬，丁兰木母，动示生形者，其斯谓之矣。[1]258这个故事也属于“佛像灵异”类型，其中被遗弃的佛像，在水中发出求救的声音，说明佛像与信众之间的感应。文末同样引用的了丁兰木母的典故，作为评论的证据，说明感应之事具有广泛性。其中还引用了“优填檀像”的佛教典故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三〈兴福篇·述意部〉载：昔优填初刻栴檀，波斯始铸金质。皆现写真容，工图妙像。[5]1033“优填檀像”就是指这里的“优填初刻栴檀”。《佛学大辞典》“优填王造佛像”条云：（传说）世尊，一夏九旬，升忉利天为母说法，不还阎浮。时拘睒弥国优填王思慕之。以牛头栴檀造如来像高五尺，如来自天宫还，刻檀之像，立而迎之。故世尊于彼像嘱末世之教化。[7]优填王因为思念升天为母亲说法的世尊，于是便用“牛头栴檀”造了如来像。世尊回来之后，便让末世到来之时，以此佛像教化。这是造佛像的滥觞，是佛教教化的内容之一。《日本灵异记》中将“丁兰木母”中儒家人物丁兰刻母像与佛教中优填王造佛木像的事情相提并论，使得儒家内容被改造成佛教内容。《日本灵异记》中对丁兰木母典故的引用，不是直接引自儒家典籍，而是从中国的佛教书间接引来。从《法苑珠林》和《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》中对这一典故的运用来看，丁兰木母在中国佛教文学语境中发生了一定性质上的变化，这种变异后的典故，在《日本灵异记》中被再次引用，这是该说话集对中国文学接受的特征之一。日本学者河野贵美子在《‘孝’的观念与日本古代》一文中，从“孝”的思想的变迁角度，对“丁兰木母”的典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，最后指出：汉代以后，丁兰木母的故事继续变化，受到了各个时代非常复杂的思想影响。并且，后汉石像上有了丁兰名字的几百年之后，奈良、平安时期的日本学生写了肯定复仇的对策文，同时出现了像《日本灵异记》那样的改变，只关注木母的感应，用它宣传佛教灵验的思想。[8]这一观点很有见地，不过这种考察视角仅仅局限于儒家思想，忽视了作为佛教信仰之一的“观音感应”的影响，也没有论及另一段说故事“优填檀像”之事的意义。可以说，《日本灵异记》的作者在引用该典故时，一方面看到了“丁兰木母”感应的同时，脑子里也会浮现出中国古代“观音感应”的故事，同时还将佛教传说中“优填檀像”典故与之进行相互比附，将儒典中故事导入佛教世界，进而编撰出了这个故事。三、结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僧侣们用“格义”的方式，以中国既有的思想和概念去阐释佛教教义。佛教渐渐与中国本土的儒学思想从冲突对抗走向融合，期间借儒释佛是减少文化排异反应的不二法门。通过前面对《日本灵异记》中“丁兰木母”的考察可以窥见，佛教在东传日本的过程中，儒学思想也往往以佛教典籍为载体被日本僧人所理解和接受。在当时日本佛教尚处引进期之时，在僧侣们看来儒学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着共通之处，僧侣在创作佛教故事的时候也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佛教化了儒家思想，使得儒家文化在中国原有的儒佛融合的基础上，通过日本人的创作实现了在异国文化语境下的再次融合。参考文献：[1]景戒著.出云路修校注.日本灵异记[M].东京:岩波书店，1996.[2]孙昌武.中国文学中摩诘与观音[M].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，2005.62.[3]王彬译注.法华经[M].北京:中华书局，2010.483-484.[4]喻岳衡主编，喻涵，湘子译注.孝经·二十四孝图[M].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6.48.[5]道世著.周叔迦，苏晋仁校注.法苑珠林[M].北京:中华书局，2003.[6]CBETA（电子佛典集成）[DB] :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，2010.[7]丁福保编.佛学大辞典[Z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91.2758.[8]河野贵美子.“孝”的观念与日本古代，张哲俊主编.严绍璗学术研究[C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0.387.作者简介：刘九令（1979—），男，满族，辽宁锦州人，文学博士，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从事日本文学、中日比较文学研究。